「如果人生是趟旅行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『跟團』嗎？傻呼呼地跟著團走，結果永遠看不到期待的風景。那麼，這趟旅行，豈不無聊透頂？」
人類建立了制度，努力維持制度運行，然而，制度的種種標準規範，卻又回頭主宰著眾人的行為與想法。那麼請問，人與制度的關係，究竟是大於、等於，或著小於？
在創作時，侯文詠屢屢企圖為此找到正確解答，但聰明如他，至今也尚未能夠解開這個「迴旋邏輯」似的詭譎習題。《白色巨塔》、《危險心靈》兩本小說，分別討論醫療、教育的制度問題，隨著情節發展，大快人心的結局幾近呼之欲出，這才發現，其實主角終究還是迴旋於制度之內。或許，侯文詠真的難以找到萬無一失的標準答案，於是只能留下無解之解。
即便，他已證明了自己的確能夠脫離制度。
「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，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。」
1997年，侯文詠36歲，毅然辭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的工作。「我應該可以繼續往上爬，至少，可以混個醫學院教授來當。」他預想著自己在醫院制度之內的未來，一條恐怕沒人願意放棄的路，「但我很清楚，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，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，因此我必須跳開。」
要跳開的不只是醫院制度，還包括了整個社會體制長期型塑的刻板價值，「在我的老家，有人當醫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但說到作家，恐怕沒人理你。」以此延伸之後，你會發現侯文詠竟也擺脫了父母的期待，即便這份期待包含了絕對的溫柔，但誰說不是一種最強大的制約力量？
依據侯文詠的記憶，關於「離開醫院」這個念頭，他至少想了十年之久，「我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，才確定自己累積了足夠的實力和經驗。在我眼裡，這些實力和經驗就像籌碼，一疊疊地累積，終於足夠讓我擺脫重重制約、換得自由。」
原來，侯文詠是個會「算計」的傢伙！「我常在想，當了這麼些年的醫生，寫了這麼些本書之後，究竟，這些籌碼能為自己的未來兌換什麼？」1997年，當侯文詠再次算計這個問題時，腦海浮現出了兩組選項：A、榮耀與權力；B、更多的自由時間。當然，他選了 B。
「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！拜託，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。」
「一方面，我本就渴望更多的自由時間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不跳開，那麼，我恐怕會成為集名醫、名教授、名作家於一身的『典範』，而在我的觀念中，這種典範，其實只是一個『社會要的謊言』。」
「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！」話似乎說得重了些。他解釋，普羅大眾所期待的典範，其實只是社會制度底下的一個樣板，藉此，狹隘地定義了何謂「成功」。人們渴望成功，開始循著體制內的階梯努力攀爬、競爭，甚至鬥爭。然而，這塊樣板是如此高高在上，於是，體制內的多數人，窮其一生心力恐怕都無法享受成功的喜樂，「你想，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生啊？」
至於那些制度外的「份子」，下場並沒有好到哪去，因為他們棄離了多數人的標準，於是，也就像是一種尋常社會裡的不正常，一種畸形，成了遭到摒棄、遭到漠視、不被關心的一群。「如此看來，制度顯然存在許多違反人性的晦暗，而制度裡的每一個人、每個典範，就組成了共犯結構。」
「所以，你們今天來採訪我，拜託，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，真的，其實我也很俗、很普通，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準時收看白色巨塔！」忽然，沉重的討論裡，蹦出一個侯文詠式的幽默。
「決定寫長篇小說後，我開始重組拼圖，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表達的核心價值。」
沒錯，在離開醫院工作之前，「侯文詠作品」就是風趣幽默的代名詞，其所展現的搞笑程度，幾乎可以用「境界」二字形容。《頑皮故事集》、《淘氣故事集》、《烏魯木齊大夫說》，乃至於《大醫院小醫師》、老婆系列等，無一不是在極具喜感的詼諧筆觸之下，提供讀者一個笑看世事的新鮮角度，也為讀者營造一個樂觀開朗的處世空間。
於是，當《白色巨塔》、《危險心靈》忽然用了這麼赤裸深沉的手法，毫不留情地揭開制度面的暗瘡之後，人們難免開始懷疑，「他發生了什麼事？」一向幽默風趣的侯文詠，對這世界的觀感改變了嗎？
「觀感、態度、角度，什麼都沒變啦！」侯文詠開始解釋，無論是搞笑或者深沉，其實，創作的原點多半還是回到開宗明義的那個大哉問──人與制度的關係。「如果有變，那就是我的自由時間變得更多了，多到可以開始創作長篇小說。」
或者應該說，侯文詠前、後期的作品，雖然呈現方法大異奇趣，但實則具有一貫的本質。「過去的散文、短篇故事，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，在決定寫長篇小說之後，我開始蒐集、重組這些拼圖，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，而它的樣貌，自然也就不會只是一塊拼圖而已。」
可以想像，當我們把許多荒誕的情節彼此相連，赫然發現原來整個世界都很荒誕，那麼，就算還能笑得出來，恐怕，也是基於一種黑色的幽默。如此思考之下，「頑皮故事」裡面小小男主角為了獲得上台表揚機會的怪誕做法，加上「烏魯木齊大夫」對那個準備革命的考生所提出的搞笑建議，好像真的也就形成了《危險心靈》故事背後的真正核心。
「如果制度有生命，人的思考就是DNA，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。」
「除此之外，剛好，我也認為在當前這個環境當中，小說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最深刻的。」侯文詠表示，相對於散文或短篇故事，在長篇小說的結構裡，作者的形象可以藏到深處，相反的，故事主角的形象，則更容易投射在讀者的內心，產生共鳴。
「沒錯，《白色巨塔》與《危險心靈》的結局都是無解，但是透過無解，才能讓讀者開始獨立思考。」侯文詠開始闡述自己的創作企圖，「我相信人的心裡都有分辨善惡的能力，因此，當制度裡的人開始受到小說引導，能從更高的角度觀望制度全貌，開始思考何者『當為』或『不當為』之後，制度的樣貌自然也會開始改變。」
「如果制度有生命，人的思考，就是這個生命的 DNA，畢竟，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啊！」侯文詠或許已經不當醫生，但跳脫了醫院制度的他，卻能從更高的位置執行手術，試圖為這生病的制度，徹底改造DNA。
侯文詠再次開始扳著手指算計起來：「兩本小說的讀者差不多有六十萬以上，改編成電視節目後，不是我臭屁，但我想收視觀眾應該會有百萬以上，你想想看，台灣的人口並不太多，這場 DNA改造工程，贏面其實不算小哩！」
「如果人生是趟旅行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『跟團』嗎？」
嘴巴上說沒有答案，但是擺明了，侯文詠正在努力證明人的價值絕對可以大於制度，成功的定義也絕對不會只是制度內的那個樣板。侯文詠舉例：「蔡康永的父親過世時，康永哭得非常傷心，據他說，他最感念爸爸給了他絕對的自由。」而這個自由，往往是不被社會制度的標準所認同的，「你看，這是一個成功的父親，但成功的原因是脫離體制的。」
再想想，何謂成功的人生？「對我來說，成功非關成就，只要能夠享受生命，永遠保持熱情與好奇心，就是成功。」侯文詠強調，每個人都該思考「自己是什麼」，在自己的內心裡，找到一個最讓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，然後勇於追求，即便這方樂土似乎並不屬於制度的象牙塔內。
「當然，我並不鼓勵每個人都自我放逐，也不是鼓勵大家衝撞制度。」侯文詠試圖找個具體而適當的比喻，為「人」與「制度」的關係做個結論：「如果人生是趟旅行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『跟團』嗎？」如果覺得導遊安排的行程合你胃口，保持熱情跟下去吧！但若明明想去別的地方，卻又不敢走自己的路，「傻呼呼地跟著團走，永遠看不到心裡期待的風景，那麼，這趟旅行，豈不無聊透頂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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